自1925年相识，直至1976年毛主席逝世。在这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两人在革命的岁月中有过生死考验，在和平建设时期有过分歧争吵，毛主席欣赏黄克诚的能力和忠诚，黄克诚敬重毛主席的远见卓识。
1980年，在毛主席逝世4年后，黄克诚发表了一篇评价毛主席的文章。当胡乔木在审查这篇文章的时候，却修改了文章中黄克诚对毛主席的称谓。
黄克诚知道这件事后十分生气，他说：“我不同意，这个称谓从感情上过不去。”随后便将这件事汇报给。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胡乔木是如何修改对毛主席的称谓的？又是怎么样处理这件事呢？
1902年10月，黄克诚出生在湖南省永兴县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里。1922年，黄克诚通过自身的努力考入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巧合的是毛主席在这年4月也来到衡阳宣传革命。
毛主席先后在湖南学生联合会厅堂和第三师范的操场上发表了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农动等问题的演讲。与此同时，黄克诚从同学那里了解到毛主席所讲的都是穷苦人的心里话，因此对毛主席的印象很是深刻，也深受启发。
不久后，黄克诚开始阅读《向导》《新青年》等进步书刊，积极参加第三师范进步学生的活动。除此之外，他还发起组织“永兴县旅横学友互助社”，团结了不少进步学生，经常和他们一起探讨中国社会改革问题。
1925年10月，黄克诚加入了，从这以后，实现成为他终生不渝的追求目标。
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为北伐军进军湖南做准备，中央决定送一批学生去投考中央政治讲习班，黄克诚就是被选中的一个。刚好毛主席是讲习班7个领导人之一，也是主要的讲课人。
在开学典礼上，毛主席发表了演讲，也给黄克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后，两人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30年8月，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按照军委的指示，以“消灭何健部队，进占长沙”为目标，朱德和毛主席率领红一方面军抵达长沙郊外，开始攻打长沙。当时黄克诚担任红3军团第8军第4师第3团的政委，负责率部攻打长沙东门。
战斗打响后，毛主席发现长沙的守敌增添到10万人，并且敌人长沙四周都构筑了防御工事，红1和红3军团连续发次两次进攻，不仅没能攻下长沙，反而自身伤亡很大。
在这一情况下，毛主席提议撤退，并耐心劝说红军各级指战员，将攻打长沙的部队撤到萍乡附近。后来中央长江局军事部负责人周以栗来到井冈山，向毛主席传达再打长沙的意见。毛主席又说服他放弃攻打长沙，转而攻打吉安。最终在毛主席的坚持下，我军连克吉安、泰和、安福等地，令赣西南根据地连成一片。
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去攻打重兵把守的长沙，很明显这是一个错误的决策。因此，对于毛主席审时度势、实事求是的军事指挥，黄克诚深表赞同。
1935年9月，红军右路军长征过了草地，然而就在这样一个时间段张国焘却公然拒绝北上的方针，拒绝向右路军靠拢。党中央紧急召开会议商量对策，最终决定中央率领右路军红1和红3军团迅速脱离险境，先行北上。
当时担任红军大学教育长的李特，同时也是红四方面军的参谋长，他要求红军大学的学生们集体南下，脱离右路军。担任红3军团教导营政委的黄克诚见状，连忙说：“咱们不可以南下，要跟随中央红军北上！”并和学员们说明南下是没有出路的。
然而李特根本不听，执意让红军大学的学员南下。当时毛主席非常镇定从容，他先是对红四方面军的干部说：“我们先走一步，你们随后跟上。”然后对张国焘采取说服教育、耐心等待的方针，争取了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也为之后粉碎张国焘的阴谋创造了条件。
黄克诚十分钦佩毛主席顾全大局的广阔胸怀，以至于在晚年写回忆录时，他仍对毛主席所表现出的革命家的气度赞不绝口。
1936年2月，毛主席和彭德怀率领红军主力从陕北出发，东渡黄河，进入山西作战。当时黄克诚担任总政治部组织部长，他也跟随前往总政治部一起来到山西，驻扎在石楼县。
在这里，黄克诚再次聆听了毛主席的讲话。毛主席说：“阎锡山在山西统治了几十年，这里的群众对我们红军不了解，因此也不够信任我们。你们要想办法多接触接触群众，做好宣传工作。”
4月下旬，阎锡山集中兵力向我军反攻，蒋介石也派出十几个师的兵力来到山西参战，除此之外他还命令东北军和西北军进犯陕甘根据地。在如此险峻的情况下，有人主张继续在山西打游击，但毛主席却果断下令西渡黄河，返回陕甘根据地。
这次东征，部队经过山西多个县城，战士们通过宣传发动群众，扩军筹款，大大扩大了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黄克诚一直跟在毛主席的身边，他亲眼目睹了主席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心中感到无比敬佩。
毛主席总是能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的决定，这也令黄克诚对他的敬佩之情越来越深。
1946年3月，苏军开始陆续从东北撤退，黄克诚得知这一消息后，当即将活动在彰武地区的3师10旅调到四平附近待命。
3月14日，苏军刚从四平撤退，10旅就连忙拿下四平，俘虏上千名伪军。4月中下旬，苏军从长春、哈尔滨等地撤退，3师在东满部队的配合下，于4月18日攻占长春，俘虏伪军上万人。
4月24日，3师的一个团攻下齐齐哈尔；4月28日，山东部队第10师和359旅一部解放哈尔滨。
4月中旬，马歇尔从美国返回中国，不久后军队开始从沈阳北进，很快兵分三路攻打四平。连忙集中兵力，很快将敌军歼灭，敌军第一次对四平的分进合击也被我军击退。
然而被打败的敌军并没有就此放弃，反而越挫越勇，没过多久他们就再次猛攻四平，足足有8个军的兵力和我军作战。紧接着，指挥10万人和敌军在四平一线展开激烈的战斗。
当黄克诚得知这一消息后十分着急，他连给发了好几份电报，建议他适可而止，不要和敌人硬碰硬。
“敌人刚开始进攻的时候，打它们一下搓搓锐气是很有必要的。但现在敌军倾巢出动，全力以赴和我军作战，而我军暂时不具备决战的条件。因此，应该将四平和别的部分大城市让出来，让敌军进去，我军则到中小城市以及广大乡村去建设根据地，储蓄力量。然后趁敌人背上沉重包袱走不动的时候，我们再回头打他们个措手不及。这样一来，我军就化被动为主动。”
黄克诚当时并没有参加四平保卫战，但他从全局利益出发，认真分析当前局势，并主动被写信，提出从四平撤退的意见。然而令人意外的是，不仅没有同意，反而直接来了个不理睬，他既不回黄克诚的电报，也不撤兵。
毛主席和黄克诚一样也十分重视四平保卫战，他从4月6日到5月19日，先后给发去十多封电报，其主要内容便是“坚守四平、死守四平”。
比如说，毛主席在4月30日的电报中是这样说的：“时局正在变化，明后日可能会签订《停战协定》。希望你能死守四平，寸土必争！”5月1日，毛主席又在电报中强调：“须在四平、本溪两处坚持奋战，消耗敌军的兵力，搓掉他们的锐气……”这一些状况，当时的黄克诚是并不知道的。
四平保卫战时刻在牵动黄克诚的心，因此当没有回复他的电报后，他便于5月12日直接给中央发电，对四平保卫战和东北战局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和意见。
和毛主席虽然没有给黄克诚回电，但在5月14日给的电报中指出：“请你们考虑军事全军，看看是否有打下去的必要……”5月19日，毛主席又给发去电报：“如果你认为继续死守四平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便主动放弃四平，准备从阵地战转变为运动战。”
从四平撤退后不久，黄克诚找到问道：“我给你发了那么多电报建议撤退，你为什么既不回电，也不撤退？”黄克诚的情绪十分激动，语气也带有质问的意思。但只是静静地听着，不生气，也不回答。当时黄克诚感到十分疑惑，直到1959年，他的这一疑惑才被解开。
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有一天毛主席邀请黄克诚到他的住处吃饭，当两人聊起四平保卫战的时候，毛主席问他：“难道四平保卫战打错了？”
黄克诚说：“刚开始敌人向四平推进的时候，我们打它一下是很正确的，但后来在敌人集中重兵向我军进攻的时候，我们就不应该固守四平了。”
毛主席听了黄克诚的话沉默了一会，然后说：“当年固守四平是我的决定。”黄克诚说：“是你决定的也是错误的！”毛主席再次沉默，说：“那就让历史和后人评说去吧！”
通过这次和毛主席的谈话，黄克诚也明白当初既不回电也不撤兵的原因。但大家从这里也能看出黄克诚的真实性格，就算是刀架在脖子上，他也是要说真话的。
1945年9月17日，毛主席结束了和蒋介石一天的谈判后回到住处，在桌子上在看到了从延安发来的电报。电报的内容是新四军第3师师长黄克诚的《关于目前局势和战略方针的建议》。
在看过黄克诚的电报后，毛主席的脸上露出惊喜的表情，因为黄克诚的心和中央想到了一起，和毛主席想到了一起！
黄克诚的名字最早引起毛主席的关注，还是在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的时候。当时毛主席并没有直接和黄克诚打过交道，但却从别人口中听过不少关于黄克诚的事迹。
1935年11月初，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刚成立的时候，并没有任命黄克诚任何职务，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在此之前，黄克诚因反对“以严酷手段整顿纪律”，而从红一军团第2纵队第10团政委降为第2纵队政治部军事裁判所所长，后来他手中的实权也没有了，仅跟随部队行军打仗。
11月30日，毛主席专门找到第2纵队司令员彭雪枫谈话，向他了解黄克诚的情况：“我听说黄克诚点头反对整顿纪律，这件事可属实？”彭雪枫先是点点头，然后向毛主席详细汇报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
毛主席听后露出十分满意的神情，然后说：“黄克诚这个人，优点十分突出，但缺点也很突出，是个敢讲真话的人。”后来，毛主席还对黄克诚做出这样的评价：“上自中央，下到支部，有意见他都会讲，有一些意见他讲的还是很不错的。”
毛主席和彭雪枫谈话过后，黄克诚被任命为军委卫生部长，后来又被提升为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
不过这样一个时间段，毛主席对黄克诚的政治智慧、战略眼光和军事才能还没有全方面了解，只是肯定了他敢讲真话的品格。直到毛主席收到黄克诚的电报后，才了解到他高瞻远瞩的战略思想。
9月19日，毛主席回电：“完全同意。”这天，中央向全党发出《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的指示电，明白准确地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并决定有计划地陆续向东北派遣军队。
毫无疑问，黄克诚的建议对中央下定决心派重兵进军东北的决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黄克诚在晚年也曾说过：“当初中央已经决定派部队到东北去，但派10万人这样多的部队，还是我率先提出来的。”
1980年11月14日到29日，中央委员会在北京京西宾馆小礼堂召开座谈会议。会议由副书记王鹤寿主持，参加会议者高达一千多人。当时担任常务书记的黄克诚因病没能参加，也没能发表自己的看法。
会议开了十多天后，11月26日早上，黄克诚一起床就将秘书叫来说：“请你给鹤寿同志打个电话，说我要参加会议，讲讲话。”至于要在会议上讲些什么，他并没有给秘书说。
11月27日上午，黄克诚出现在会场上。他的出现也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大家也格外好奇，会议都开了十多天了，他始终没露面，今天怎么突然到了呢？是否有什么话要讲呢？
果然，下一秒王鹤寿说：“前几天黄克诚同志身体不舒服没有参加会议，今天就由黄克诚同志讲话。”黄克诚要在会议上讲些什么，王鹤寿事先并不知情，与会人员听了王鹤寿的话，连忙静下来，等待黄克诚讲话。
只见黄克诚先是向前挪动了一下身子，然后用浓重的湘音说：“同志们，我的身体不是太好，联系干部和群众也比较少。本来我是不打算讲话的，但我是一个心里有话就要讲的人，下面我就讲讲一些问题。”
当时党内出现了一些不好的言论，为了将这些言论压制下去，黄克诚从我党我军的创建时期说起，讲到毛主席在危机中是如何挽救革命的，讲到毛主席受到排斥后，中国革命受到的损失；从思想的形成，到坚持思想的重要意义……
黄克诚继续说：“没有毛主席，至少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思想永远是我们的宝贵财富！”
黄克诚的讲话刚结束，会场立刻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持续了好几分钟。有人说：“好久没听到这么有见地的报告了！”也有人说：“好久没有见到过高级领导人这样讲话了。”
第二天，就有人将黄克诚在会议中所讲的话整理出来，并送到黄克诚的手中，建议他拿出去发表。黄克诚想了想，说：“这些都是我个人的讲话，如果要拿出去发表的话，一定要请中央的同志审查。”
紧接着，这篇讲话稿被送到了的办公桌上。看后明确指示：“此稿可以发表，还请乔木同志在文字上把把关。”随后这篇讲话稿又被送到胡乔木的办公桌上。
胡乔木拿到讲话稿后，仔仔细细看过后将文章中的“毛主席”改为“同志”。
谁曾想这一改动却遭到了黄克诚的强烈反对，他说：“自1931年毛主席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第一届主席开始，大家就称呼他为‘毛主席’，如今却要改为‘同志’，请原谅我在感情上有些接受不了。”
后来，黄克诚将这件事汇报给，说：“‘毛主席’不单单是一个简单的称号，更是我党以及全国百姓对他的高度认同，这个称谓需要保留！”
就这样，黄克诚原稿中的对毛主席的称谓没发生改变，不久后这篇稿子被发表在报纸上。
“我们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而高级领导干部的家风影响着党风政风。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会对子女和周围的人产生一定的影响。从今天开始，我们家要制定两条家规：第一、不准动用公家的汽车办私事；第二、不准向公家要特殊照顾。”
1980年，黄克诚的儿子黄晴结婚，工作人员见流行汽车接新娘，便对黄克诚说：“首长，最近很流行用轿车接新娘子过门，要不我们也这样吧？”
黄克诚看了对方一眼，然后说：“别人是别人，我是我，我身为领导干部，不能公器私用，也不能搞一丁点的特殊。”后来，黄晴用自行车将新娘子接了回来。
人家都说隔辈亲，但黄克诚对儿子如此，对孙子也是不例外的。一次，黄克诚不满7岁的孙子黄健因为发烧起床晚了，顾不上吃饭便要走路去上学。当时刚好下着大雪，司机不忍心让生病的孩子独自上学，便打算开车送他去上学。
黄克诚知道后连忙制止，黄健也很懂事，没有哭着闹着让爷爷开车送他，而是带病冒着雪，和平常一样走路上学去了。
1986年，黄克诚因病住院，但他却拒绝接受专业的治疗和用药，只要处于清醒状态，他都会将手上的针头拔掉。黄克诚说：“我的病治不好了，就别浪费国家的资源和钱财了，把这么多东西留给别的需要医治的病人吧。”在生命的最后，他想的不是自己，而是为国家节约钱财。
中国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中国人也没有个人恩怨。正是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大局出发，毛主席多次采纳黄克诚的建议并委以重任，成就了黄克诚的历史功绩；而黄克诚从内心敬佩毛主席，真诚地维护毛主席和思想的历史地位。在两位革命者身上体现出的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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