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黄克诚为了弘扬毛主席精神，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义正词严地肯定了毛主席曾经的伟大功绩。
他的这一篇文章，引起了不少民众的响应，然而在文章发表过程中，负责文字把关的胡乔木提出修改毛主席的称呼。
1922年夏，黄克诚考入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同年4月毛主席来衡阳宣传革命。
通过毛主席的演讲，他对革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利用业余时间阅读《向导》，《新青年》等许多进步书籍。
他还积极主动参加第三师范进步学生的活动，团结进步同学，与他们一起阅读进步书刊，探讨中国改革的问题。
国共第一次合作的时候，中央指示湖南党组织送来一批学生报考中央政治讲习班，黄克诚就在其中。
毛主席虽然看起来文文弱弱的，像个书生，但是每当讲到打倒列强和军阀的时候，他就特别有感染力。
不像一般的老师那样只会咬文嚼字，明明是很难的东西，经过毛主席的讲解后，简单易懂，让人印象深刻。
因为北伐的需要，讲习班只进行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就结束，所有学生都要到军队接受训练。
原本他认为自身加入北伐军是一种爱国的表现，能够打倒军阀，让农民过上好的生活。
但是自从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他开始思考自己参军的意义，对军队失去信心的他，决定离开北伐军回到湖南。
回到家乡没多久，朱德和陈毅领导的起义部队来到湖南，黄克诚再一次参加了起义活动。
甚至有人说，黄克诚属于天生后脑长“反骨”的类型，他的一生都在扮演“反派”的角色。
当时军集中8个军的兵力攻打四平，带领10万大军奉命坚守四平，两边人马展开激烈的战斗。
他先后给发了十多份电报，告诉一定要守住四平，无论如何都不能让敌人得逞。
而且美国已经公开支持蒋介石打内战，此时应该把大城市暂时让给敌人，部队转入运动战中。
从大局出发，他多次向建议从四平撤退。可是对他的建议置若罔闻，始终贯彻毛主席的主张。
黄克诚看到对他的建议不予理睬，也知道他是在执行中央的命令，为了让撤兵，他直接向中央致电。
他是在5月12日向中央发的电报，电报中指出：“经过几次大规模战斗后，我军死伤将近一半，战斗力大大削弱，坚守四平有些自不量力；
这场战役持续了一个月的时间，敌我双方都有损伤，虽然我军大规模杀伤了军，但是军自恃有美国的先进武器，还在疯狂向我军进攻。
的损失越来越严重，虽然能源源不断补充新兵，但是新兵毫无作战能力，战斗对我军来说，越来越不占优势。
四平的战况不容乐观，毛主席在19日这天以的名义向再一次发去了电报：
“若你部觉得继续死守四平有些吃力，那么应主动放弃四平，继续运动作战。”
在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毛主席和黄克诚再一次谈论起这件事，毛主席问他：“难道四平保卫战打错了？”
“一开始敌人向四平突进的时候，我们打它，是可以阻止敌人前进的，这没有错。但是敌人在不断集结重兵与我军决一死战的情况下，再坚守四平，显然有些自不量力了。”
面对如此耿直的黄克诚，毛主席竟然也不知道一时之间该说些什么，只能自言自语道：“是非如何，就留给后人评说吧。”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黄克诚向中央致电，表明此时的局势：“蒋介石与我党之间的谈判就没有诚意，他不过是想要利用和平谈判欺骗中国百姓，麻痹我军，为准备内战，拖延时间。”
他向毛主席建议，应该多向东北派遣队伍，至少应该派遣五万军队驻守东北，还要派一些有威望的军队领导人主持工作，快速地发展根据地，为后来的内战做准备。
毛主席看到他的这些建议后，觉得言之有理，因此派他带领三万五千人开赴东北。
当黄克诚离开苏北后，却接到陈毅的命令，让他在山东停留一段时间，等待命令。
陈毅的这项命令，他觉得是不可取的，军事行动历来强调抢占先机，谁捷足先登，谁就拥有绝对的主导权。
为此，他向发电，提出应该快速向东北前进，不能在山东逗留，万一错失战机，谁来承担后果？
电报发出的第二天，毛主席就下令，部队到达山东后，应该日夜兼程向北前进，不能留在山东等待作战任务。
黄克诚率部绕道山海关进入东北后，却要求他们立刻赶到山海关和的汤恩伯部队作战。
可是他们三师为了早一日抵达东北，不分昼夜赶路，战士早已疲惫不堪，根本难以和敌人作战。
为了减少三师的损失，他再一次向毛主席和说明缘由，请求中央出面撤回这一命令。
毛主席再一次同意了他的建议，让黄克诚带部队到达锦州地区休整，熟悉这里的风土人情，尽快恢复部队作战能力。
在这里休整的黄克诚充分了解了东北的发展形势和当地的风土风情，曾两次向毛主席报告：“锦州，山海关西边的土匪仍然不少，他们占据了这里的道路，通行上有很大困难。
而且敌人已经占领锦州，可以直通长春，我们该趁早建立根据地，否则主力部队在东北很难发展。”
提完自己的看法后，他又附上了自己的建议：“用一部分主力占领中小城市，剩余队伍发动各地百姓，趁冬季最近一段时间，肃清土匪，建立政权。”
毛主席在分析东北的情况时，也想到了这一问题，若是放任土匪不管，一旦他们接受的任命，对在东北的统治极为不利。
土匪都是当地百姓，远比他们更加熟悉这里的地形，而且他们是没有人性的，为利益可以出卖任何东西。
因此在12月28日的时候，毛主席给东北局发了一份关于在东北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电报，要求他们要将工作重点放在距离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农村。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让黄克诚出任湖南省委书记，湖南的反革命运动，一开始无法推动，直到他上任后才顺利开展。
但是随着运动的开展，难免出现一些错误，不过二十天时间，被杀害的数字就远超他们的预估。
黄克诚意识到反革命运动出现了偏差，他向中央发电报：“湖南自从执行中央的决议到现在，杀了不少反革命人士，目前出现了逮捕范围扩大的现象，我建议应该停止大范围搜捕，转入正常工作。
毛主席收到他的电报后，立刻作了批示：“我觉得黄克诚的意见是正确的，在反革命的斗争中，应该有计划、有步骤进行，尽可能的避免误杀的情况。
在三反运动中，中央是下了决心的，为了尽最大可能避免下面的人走个过场，敷衍应付，中央严厉惩治贪污犯，为此枪毙了刘青山和张子善，希望能引起大家的重视。
另外一方面，中央特地下达了‘打击大老虎’的指标，敦促他们认真执行中央的决策，查找各地存在的贪污分子，与他们进行斗争。”
对中央的“三反”运动，黄克诚坚决执行，但是他在执行过程中发现许多地方会为完成数字指标，滥竽充数，甚至会出现变相的逼供和冤假错案。
他将这些向中央作出报告：“‘打老虎’可以只在省、地两级进行，省委受中央直接管辖，容易控制，县里就不要进行了，免得引发大乱子，上面没办法掌控。”
虽然毛主席没有和他正面打过交道，但是早已听说黄克诚因为几次提意见遭到降职、撤职。
甚至就算打了胜仗，也会因为直言遭到上面的处分，如此耿直的人，毛主席自然好奇。
1935年11月初，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的时候，他没有被任命任何职务。
在此之前，他就因为反对用严苛的手段整顿纪律，被政治委员降为政治部军事裁判所所长，再到后来连手中的权力都被人剥夺。
毛主席听说这件事后，专门找了司令员彭雪枫谈话，当听到彭雪枫如实讲述情况后，毛主席点了点头。
后来毛主席还对他做出这样的评价：“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只要有意见，他都会直言不讳。不过必须得说，有些意见讲得不错。”
虽然毛主席认可了黄克诚的意见，但是对他的政治智慧和战略眼光都没有全方面的了解，只是肯定了他这个人的品格，欣赏他敢于讲真话。
一直到他多次向党中央建议往东北调派部队，毛主席才见识到他高瞻远瞩的战略决策。
其实早在毛主席到重庆和蒋介石谈判的时候，黄克诚就考虑过日本投降后国内形势的走向。
也是从当时起，他开始思索的战略方针，若是能够占领东北，就能抓住胜利的关键。
他越想越激动，越想越兴奋，在9月14日一大早就找到饶漱石谈了自己的看法，希望饶漱石能以华中局的名义给中央发电报。
毛主席逝世后，黄克诚坚决追随他的思想，甚至还于1981年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肯定他的思想和影响。
在文章中，他依旧坚持毛主席的称呼，当时负责文字编辑的胡乔木提出，要把“毛主席”改为“同志”。
毛主席往日建立的功绩无人可比，无人可代替，在黄克诚心里，毛主席一直都是他最钦佩的人。
黄克诚教育自己的孩子，一定不可以动用公家的汽车处理私事，也不准向国家伸手要照顾。
1980年，黄克诚的儿子黄晴结婚，当时工作人员都希望黄克诚能够破例，允许黄晴用国家派给他的小轿车去迎接新娘，这样他们面子上也过得去。
不过是结个婚而已，开着车子就能有派头了吗？黄克诚不觉得一辆车子就能换来儿子的幸福。
儿子结婚，没有大摆宴席，也没有宴请亲朋好友，只是两家人坐在一起吃个便饭，就算是完成了婚礼。
有一次小孙子黄健因为发烧起晚了，没时间吃饭就要赶往学校，那天刚好还下着大雪。
司机知道后于心不忍，发动汽车准备送孩子去上学，但是黄克诚知道后，制止了他。
一旦开了这个先例，家规就不复存在，所以他还是鼓励小孙子黄健带病冒雪到学校去。
他还经常教育孩子要靠自己的努力成才，他并不关心子女今后是否有出息，只关心他们能否按照自己的兴趣为国家效力。
在他的耳提面命下，几个孩子都在科研所或者报社等单位任劳任怨地工作，从来不追求名和利。
因为直言不讳，他也曾经历过人生的大起大落，再一次复出后，中央决定为他翻修住所。
他居住的地方是1949年修建的，十分破旧，管理人员都觉得这样的环境配不上黄克诚的身份。
但是黄克诚却觉得房子就是用来睡觉的，能遮风挡雨已经很不错，要是哪里出现漏风或者漏雨的地方，修补即可。
根本不需要大费周章翻新，搞什么气派，讲究什么奢华，革命年代走出来的人，不讲究这些。
可是施工进行到一半的时候，黄克诚回来了，当得知管道供暖需要花费巨资后，他让管理人员停止动工。
为了不浪费医疗资源，黄克诚拒绝接受专业的治疗和用药，还拔掉了身上所有的输液针头。
他告诉医疗人员：“我已然油尽灯枯了，没必要花费大家的时间，浪费国家的资源来为我治病。”
